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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節裏與外的魔鬼
——肯尼亞教授談少數族裔在香港
上月，民政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了《種族歧視條例草案》，正待審議；但從刊憲至今，草案引來議論紛紛。這一道本於改善社會、促進融和的立法，依然引來關注團體的批評，或指豁免太多而保護太少、或曰種族定義太窄，甚至有論者指可能「弄巧成拙」。
其實，立法草案中究竟有何欠缺？歧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？
來自非洲肯尼亞的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管理學系副教授Ken Kamoche，居港快將10年，平常愛讀詩、寫小說。他既是社會主流的學術精英，也是族群光譜中的邊緣；既為商業社會作育英才，卻是屬於少數群落的文化關懷者。他眼中，看到香港獨特的種族現象。
漠視甚於歧視
Ken
出生於肯尼亞鄉村，自小在父親任教的中學寄宿，後來才搬到城市居住。大學畢業後獲得羅德學人獎學金，於英國牛津大學修讀碩士與博士，來香港前，他曾在英國倫敦、伯明翰、日本、澳洲坎培拉和泰國曼谷等地方停留居住，感受過歐洲嚴重的種族歧視社會氣氛：「走在街上，黑人可能無故招人毆打，進入百貨公司守衛也會隨時留意，在對講機中不住呢喃『他可能會偷竊』，而守衛本人可能也是黑人。」日本也有只給日本人進去的商店，甚至大陸的小鄉鎮，百姓少見多怪地把容貌與眾不同的外來者盯──比較起來，倒是香港種族歧視的情顯得輕微了。
其實情可能是，在香港，膚色與大眾相異也不讓人矚目的原因，不是香港人的心胸眼界有容乃大，而是在Ken的觀察中，香港人的眼裏卻是看不到他人：「他們並不察覺身邊發生了什麼事，走在行人道上，人與人之間不會交流眼神，甚至迎面而來的人走到跟前，快要碰上了，才會發現。他們的心思飛到好遠好遠，我想，他們要擋別的紛擾，專心想想自己的生活吧。」又或者說，香港人是看不到別人是誰，只看到人家口袋中的金錢，或「只敬羅衣不敬人」，特別是商店裏的人，「商店的職員只想做生意，不會理會你是什麼人。」Ken說。多年前，他便曾在鞋店試穿了多雙鞋子卻無光顧，而惹來店員的怨言。
這麼粗暴而直接的目的思維，便是香港的生活文化邏輯，甚至反映在政府對待歧視條例的立法上。
「政府說『要諮詢商業界別』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如同性別歧視條例的立法，政府害怕會對商家財團造成影響，假如資本家們以種族歧視條例被告上法庭，那將影響他們的生意。」而政府竟然代替商家先害怕立法會把商機趕走。Ken認為這簡單直接的關係其實並不對，即使商家做生意，亦應當守法例，而非法律遷就商業運作，「這只顯得政府立法時缺乏想像」。
隱藏的漠視態度，有時候也許比公然的歧視更可怕，它的漏洞如同《種族歧視條例立法草案》把內地新移民撇棄於保護之外，因為文件對「種族」採用狹窄的定義，認為新移民與本港華裔人士同文同種，所受歧視乃社會歧視而非種族歧視，那是把與種族相關的社會結構忽視了：「這樣的條例根本無以保護少數的、脆弱的一群，例如外傭。」因為要諮詢商業界別的草案，並不是為他們這些貧窮而在基層工作的人而寫的。
視香港為家
1997
年，Ken以香港浸會大學的訪問學人身分來港小住數月，那時他便發現對這城市的喜愛；直至1998年獲得城大的教職而來此定居。居港8年多，他娶了本地人為妻，並育有兒子。他輕描淡寫的說從相遇相知到蒂成連理的過程並不崎嶇，種族的差異在妻子開明的外家，亦不至於構成立業成家的障礙。
他亦早已視香港為家，盼望這裏有更深的人文關懷。
家的基礎，是對同樣的事物有同樣的關注。例如去年底熱哄哄的天星碼頭事件， Ken便一直留意事情的進展。「當我首次來港——1989年夏天往日本做研究時，途經香港玩了兩三天，之前便曾在新聞中聽說天星碼頭，知道它很有名，便相約住在港島的朋友在碼頭見面。」天星的議題是無關種族的，但建築物是香港一個廣泛的被認同的象徵標誌，清拆與保留的運動更涉及公民社會的參與，是宣示香港人身分的一戰；當然，更不要說直接影響生命健康的全城經驗，SARS、禽流感、空氣污染等等，都成為Ken關注的事件。「因為我有個稚子，當然相當重視空氣品質了。」Ken說。商業社會偏惡的競爭壓力，早已擴展至我們的教育領域，Ken從肯尼亞故土愉快自主的學習經驗走來，現在成為香港教育制度的一員，他還察覺香港孩子從幼稚園起至大學，都背負過重學業壓力──城大花園寧靜美好，可惜拍照時我們看不到有人享用，只見通道上苦啃筆記的學生。Ken擔憂，只有工作沒有生活的社會氣氛，會把這個他視為家的城市，早早壓垮。
種族，抑或偏見？
可每次外遊回家，Ken幾乎都在踏進「家門」時，被海關質疑他的身分，「當帶輕便的、毋須申報的行李，走過綠色通道時，海關關員都會招我過去，要我把行李放進X光機去。華人帶大大的行李箱倒不用檢查。我問關員們為什麼只抽查我，他們只說這是隨機的抽查！」同樣「待遇」，還發生在深膚色的印度人、馬來西亞人、菲律賓人等身上。
「但當問到，他們可明白什麼是隨機嗎，他們總不會回答。」這觸發了他的構思，寫了
Random Check這麼一個居港的黑人商人，與同居的本地人女友的故事，即將連同他的其他短篇小說，在5月輯為結集Fragile
Hope出版。
「也許，海關曾經在抽查中發現黑人藏帶毒品，便認定黑人有走私的習慣，於是但凡深膚色的旅客過關也要檢查吧。」這樣的偏見，並不單單因為膚色，其實更多是與膚色有關的不能作準的種種聯想，例如，「皮膚深黑的人貧窮」、「少數族裔地位低下」，「我聽說過，許多印度人應聘英文私人補習老師，原本在電話中跟僱主談得好好的，到上門時僱主發現是有色人種，便立即說已聘了人。」這些例子都說明種族未必就是歧視主要的目標，倒是由膚色而來的族群的階級聯想，引起對少數族裔次人一等的想像。
身為受人尊敬的大學教授，Ken固然不必為自身的階級而煩憂，卻也曾為了旁人的反射動作——
走進火車車廂坐下，旁邊的人便會連忙站起、走開──不論是因為黑人總被認為身上帶有濃烈的咖喱氣息，抑或被認為骯髒甚至粗暴，同樣也使他心頭受傷。
Ken的辦公室裏，放了他剛滿兩歲的兒子照片，從「他的第一張照片」開始，拍到他懂得筆直坐在鋼琴前擺姿勢。剛出生那一幀，兒子皮膚白吹彈得破，看不出是非亞裔的混血兒。Ken說，膚色是慢慢隨年齡而加深的。
想來，或者我們戴的有色眼鏡，也是慢慢受了文化的偏見所薰染。
文：鄭依依
圖：董玉金 |